华中鲁艺烈士陵园坐落在建湖县庆丰镇的东平村，是为了纪念在庆丰镇北秦庄抗日殉难的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华中鲁艺是它的简称）二队的烈士而建的。陵园四周，潺潺溪水萦绕，森森松柏常青。园的正中，矗立着一座13米高的方碑，正面镌刻着原苏皖边区政府主席李一氓题写的“华中鲁迅艺术学院殉难烈士纪念碑”15个正楷大字。全碑造型生动流畅，气势雄伟壮观。纪念碑西侧，建有烈士资料陈列馆。一进大门，赫然在目的是张爱萍的题字：“华中鲁艺抗日殉难烈士永垂不朽”。馆内陈列着很多实物、照片、图画和文字资料。这些展品，件件都在向人们诉说着当年鲁艺烈士浴血抗战的悲壮故事。　　1941年7月下旬，日伪军兵分四路进攻盐城，企图一口吞掉重建不久的新四军军部。21日敌占湖垛镇；22日敌向东塘河推进时与我特务团接火，子弹曾打到陈毅军长的屋后。23日午后，军部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的决议之一是将华中鲁艺师生分成两个队：院部和文学系、美术系编为一队，随军部行动；戏剧系、音乐系和普通班编为二队，另行转移。为了路上安全，又为二队临时组建了一个战斗班。当日傍晚，二队师生从北左庄以东的陶家舍出发，打算取道吉家庄和北秦庄，赶到盐城西南的楼王庄去。所经之处，都是我群众基础较好的五区地段。午夜时分，队伍到了北秦庄，停下来歇了半宿。第二天拂晓，师生们冒着细蒙蒙的晨雾，继续赶路。戏剧系主任许晴带领战斗班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音乐系教授孟波在后队压阵，原教导主任、作家丘东平则居中照应首尾。不料队伍走出庄子不多远，刚过了一座小桥，突然发现了意外的情况：200多个配有机枪、迫击炮的日伪军已经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围了上来。这批敌人是来偷袭我江淮日报社的，而报社早在几天前就撤走了。见到被围困的师生，敌人一边忘形地嗷嗷乱叫，一边枪炮齐发，向师生们开火。面对这猝不及防的危急情势，二队师生毫无惧色，凭着仅有8支（一说6支）长短枪和20来颗手榴弹，迅速占据了有利地形，同敌人苦苦对峙、周旋。可是，这毕竟是一场力量悬殊的遭遇战。不到半小时后，许晴、丘东平等就商量决定：让戏剧系的袁万华立即带领大部分手无寸铁的师生向北突围，他俩与战斗班一起负责掩护。据几十年后还健在的“老鲁艺”们回忆，与许晴并肩战斗的鲁艺“政治战士”洪明，曾多次劝许晴随同第一批师生后撤，许晴死活也不同意，他反问洪明：“我是指挥员，你说我能先撤吗？”这位年仅29岁的共产党员、戏剧家把活着的希望让给了别人，把死亡的威胁留给了自己，最后牺牲在坚守着的阵地上！原教导主任丘东平临危不惧，身先士卒，在枪林弹雨中同敌人打起了“麻雀战”。他一会儿在风车旁，一会儿又到了小桥边，掩护着一批又一批师生冲过被敌人火力封锁的小桥，有的下河游到北岸，到达安全地带。他自己在最后撤离前，回身看看是否还有师生落在后面，不幸被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倒在了黄泥沟内。戏剧系优秀党员袁万华是突围的组织者，他挥臂高呼：“在血泊中锻炼思想，在炮火中冲出生路，同志们跟我来！”在他的宣传鼓动下，不少师生冒死冲过了敌人的火力网，有的不幸倒在了桥南，而他自己最终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那一年，袁万华才19岁！未及撤走的普通班女生宋莹，为了免遭敌人的污辱，长时间泡在河水里不肯上岸，竟被凶残的敌人用刺刀猛刺头部而壮烈牺牲。战斗班的戏剧系学生徐辉带着打完子弹的枪，拖着一条负伤的腿，被敌人追到河边。他用最后的气力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喊罢，纵身跳进河里，光荣献身。还有8名不会游水的女生在遭到敌人追逼后，毅然投河自尽。心怀叵测的敌人气急败坏，将她们的遗体打捞上来，灭绝人性地用刺刀挑破她们的腹部，惨状令人目不忍睹！当时已经隐蔽在草丛中的吴斌同学见了，义愤填膺，怒瞪圆目，一跃而起冲上前，扭住一个鬼子就打。最后，这位八姊妹的好兄弟也饮恨牺牲在日本军刀之下！在这场遭遇战中，丘东平、许晴、李锐（女）、袁万华、张炳炎、朱丹、魏征等师生和同行的新安旅行团负责人张平、张杰等30多人壮烈牺牲；邵惟、石流、张修等62人被俘；前来助战的当地群众也有4人受伤，8人惨遭杀害。最终从村北小河上突围出去的二队师生不足70人，只占原数的一半左右。清晨是短暂的，而可歌可泣的壮烈故事却说不完、道不尽！鲁艺二队殉难烈士们伟大崇高的民族气节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使大地为之震颤，江河为之动容，足可“惊天地而泣鬼神”。他们是中国知识分子永远的骄傲，也是全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