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6月9日，“五四运动”进入高潮阶段，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提出包括取消北京政府丧权辱国的对日签约；免除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卖国贼官职等五项要求。11日晚，他约好李大钊、高一涵去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不料，一到那里就被暗探跟踪，在屋顶花园撒传单时当即被警察拘捕。北京政府原本以为逮捕了陈独秀，便可以遏制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便可以压抑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当局本意是想控制陈独秀，却想不到适得其反，逼出了陈独秀到上海的秘密旅程，成就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

陈李相逢，并肩作战

陈独秀与李大钊二人在北大共事之前，曾在日本《甲寅》杂志上有过关于爱国主义问题的思想对话。1914年11月，陈独秀鉴于对现实的悲愤，写了《爱国心与自觉心》，文章尖锐地指出中国并未形成“近代国家观”，国人也没有爱国的“自觉心”。对此观点，李大钊在其《厌世心与自觉心》一文进行了支持回应，呼吁人民不要放弃爱国主义信念，要提振信心，要“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虽然陈李二人的文章对爱国主义的书写角度不一，但对于爱国主义的追求却是一致的，可见，这种一致性成为二人在北大合作共事、共同领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基础。

1917年1月，陈独秀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任文科学长。李大钊于1918年1月接替章士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兼任教授。北大共事期间，陈独秀团结李大钊等一大批先进分子，组成了新文化运动阵营。据当时人回忆，在北京大学期间，陈独秀与李大钊接触频繁，“常出入李大钊的办公室”。在陈独秀的团结号召下，李大钊不仅成为《新青年》的轮流主编，也是主要作者之一。

陈李相逢，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大业，埋下了历史伏笔。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2月，为躲避北洋政府的拘捕，陈独秀由李大钊护送去天津。途中，二人相约在上海、北京分别建立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

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在工人阶级最密集的城市上海首先建立。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10月，李大钊等人在北京发起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1920年底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

在上海、北京党组织的联络推动下，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也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在旅欧、旅日的学生中也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有组织地开展工作，加强马克思主义宣传研究，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到工人中办学校、组织工会，宣传革命道理，提高工人觉悟。这些活动有力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条件基本上具备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由此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