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地形成就抗日保护伞

建湖县地处里下河腹部地区，地势低洼，境内水网纵横，素有“鱼米之乡”之美称。但古时东塘河两岸是沼泽地，成片芦苇荡、草滩相毗连，兽鸟出没其中，鱼虾在此栖息。后有移民迁居至此，建宅垦荒，耕织渔猎，经过世代繁衍，人口越来越多，遂依据地形，组织杠土垫基。垦发后，地势高处就称为“垛”，地势低处就称为“荡”，所以，县内有许多以“荡”来命名的地方，“十顷荡”地名也是源于如此。十顷荡位于庆丰镇集镇东南，旧时范围达600余亩，水质清晰，动植物品种繁多，芦苇茂盛、蒲柴稠密，数十个高出水面的滩垛地隐匿于芦荡中心，并且进出这些滩垛地，必须依靠船只接送。这样的地理位置特点，让十顷荡在抗日战争时期，成了抗日军民隐秘作战得天独厚的保护伞。1941年，刘少奇曾在当地群众的掩护下，在十顷荡内的柴滩上，召开了区、乡干部会议，同地方干部一起商讨对敌斗争策略，部署反扫荡斗争。

机智护卫新四军重要文件

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重振“铁军”军威，决心与全国抗日军队“共矢抗日之忠诚”。而日伪便开始阴谋策划以围歼新四军主力，摧毁新四军军部为主要目标的苏中、苏北地区大扫荡。1941年7月初，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得悉敌人即将进行疯狂扫荡的情报，为避敌锋芒，策应反扫荡斗争的需要，在10日开始进行战略转移，撤离盐城，临时迁驻西北方向的北左庄（今钟庄街道古桥村境内），进而再做部署。7月中旬，日伪军果然发动对盐阜地区大扫荡。

时任新四军政委、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同志，率领华中局机关一部转移途中，路经庆丰境内的马庄。在此，刘少奇特地召见了盐城县五区（今庆丰镇一带）农救会会长马玉甫，交给他一项机密任务。刘少奇告诉马玉甫，敌人的扫荡以邪恶的“毁灭”为目的，转移途中军部和华中局随时可能遭遇紧急敌情，有一些重要文件不能随行带走，必须交托给他妥善保管，并要求他找到良机再转移到指定地点，确保文件万无一失。马玉甫在五区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同时十分熟悉地形地貌，很快有了万全之策。他找到另外两名可信任的党员同志，三人一起将文件装进一只空棺材内，运到十顷荡内的芦苇荡中暂时隐藏起来，等待转移时机。马玉甫不仅受领了保护文件的重任，同时为了掩护此次领导人在五区的革命工作，他将刘少奇一行也安排在十顷荡荡心的一个柴滩上落脚。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安排自己11岁的侄子马从爱，以放鸭为名，撑着鸭船将饭菜送到荡里。马从爱很聪明，他把饭菜放在鸭食下面，用木板隔垫好，到了荡心，以三次放鸭吆喝声为信号，再由马玉甫和五区区长魏心一前来接应。当天下午，刘少奇在柴滩上召集了部分区、乡干部，一起商讨五区坚壁清野反扫荡工作。刘少奇听取了地方干部的看法，同时给五区提出许多战略部署建议，极大鼓舞了大家的抗日士气。直到夜幕降临，远处的枪炮声隐约可闻，马玉甫撑着小船，摸黑将刘少奇一行护送出十顷荡、夏家荡，继续向西北方向转移。半个月后，日伪军对五区进行“梳蓖式”扫荡，为防止文件落入敌手，马玉甫和另外两名党员早已舍身忘死，他们果断实施转移行动。三人趁着一个黑夜，将掩藏文件的棺材装上小船，自己披麻戴孝，佯装送葬，他们淡定从容且不失智慧，一路过关斩将，直至穿过日伪军北沿河封锁线，把文件安全送到了当时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即阜宁县的停翅港。

革命情谊化作长久牵挂

不能随军转移的文件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刘少奇为何会慎重地选择将其交给马玉甫保管呢？原来，刘少奇早就了解了马玉甫对革命工作的无限热忱和无比忠诚。马玉甫是庆丰镇马庄本地人，雇农出生。1941年春，中共盐城县委组织的民运队进驻盐城县五区，马玉甫在民运队的启发下参加了革命工作。不久，县委宣传部部长金韬到五区发动农民参加农民抗日救国会（简称农救会）试点工作，马玉甫主动协助金韬废寝忘食地跑东庄、串西舍做群众工作，带头清算高利贷，发动减租减息，开展借粮借枪以及反扫荡准备工作。在他的带动下，五区的农民运动很快蓬勃起来。4月20日，这里成立了全县第一个区农救会，马玉甫当选为会长。4月下旬，刘少奇在盐城主持农民代表座谈会，马玉甫应邀参加，并汇报了五区农救会工作情况。刘少奇听了非常满意，要求各地学习五区经验，放手发动群众，把根据地的群众组织迅速建立起来。就此，五区被评为模范区，马玉甫被评为模范农救会干部，受到刘少奇的表扬。之后盐城县成立了县农救会，马玉甫当选为副会长，刘少奇再次接见了他。经过诸多革命工作的锻炼和考验，刘少奇肯定了马玉甫的为人和能力，才有了十顷荡的信任重托。

刘莉​